近日记者在锦郊乡团北村采访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在村中央小山上的保安寺里，有一块康熙年间的石碑。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石碑呢？带着好奇的心情，记者来到了被当地老百姓称作“山城子”的这座小山，在山上的保安寺里见到了这块石碑。
    石碑暂时被安置在保安寺大殿下的石墙旁，因为没有碑座，只好让它斜靠在石墙上。碑高近两米，宽约半米。石碑材质为距此不远的西部山区里老百姓称作红棉石的一种过去常见的刻碑用的石材。碑额上的图案为两条腾跃的龙面向中心的火龙珠，碑的正面朝外，碑面四周是云纹装饰，中间的碑文为阴刻的一行楷体大字，字迹比较清楚，内容是“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两边分别有一些也是阴刻的小字，由于刻字比较浅，在岁月的打磨下有些模糊。热心的保安寺住持释净峰法师拿来了清水，帮我们冲洗了一下石碑表面，被清水润湿后，一些字迹逐渐可以辨认了，像“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年”、“吉旦”等，字迹不太完整，但大体上也可以辨认出这些小字记载的内容是这块石碑的制作年代、捐款制碑的人名。碑的背面也有字迹，但因为碑体太重，寺内人手不够，难以翻过来，释净峰法师费了很大力气钻到碑后，看了看背面，能够分辨的字迹有中间一行大字中的前三个字为“昭天地”，还有一些小字表明寺院的兴起和宗派。
    为什么在今天的团北村保安寺也就是当年的团山堡要立一块这样的石碑呢？记者在采访中听当地年长一点的老百姓说，是因为当年的康熙皇帝曾经亲自到过这里，并御批亲敕建设这里的保安寺，以护佑一方平安，老百姓为感激皇帝的宅心仁厚、体恤民情，特意捐资立了这块“万寿碑”。但据记者考证，在民间立这种“万寿碑”从我国明朝起就非常盛行，而且大多都是立在佛教和道教的寺观中。对寺观来说，一来是显示为“敕建”的寺观，二来可以避免驻扎当地或路过的官兵肆意到寺观内骚扰。而反过来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在民间乃至宗教界，没有一种权力能与皇权抗衡，说明皇权的无所不入。在封建王朝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入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怠”。老百姓甚至跳出红尘却难躲世乱的出家人当然深晓此中利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石碑，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也就是明证。
    记者在对石碑上刻着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几个字的推敲揣摩中也感觉到最早创造这种石碑的人是绝顶聪明，“当今”两个字恰到好处，历朝皇帝看了都以为赞颂的是自己，真是一个也不得罪。可以说这块石碑形象地说明了在中国宗教与政权的关系，也透露出那个年代老百姓乃至出家人的黠智，有此一碑可省下无数做碑的钱，达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奇效。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这块万寿碑重新回到保安寺还有一段经历。据几位团北村的老人回忆，保安寺的历史很悠久，曾经有“唐朝先有塔，宋朝后有寺”的说法，但没有准确的历史资料做考证。而唯一以文字形式最早记载保安寺存在的就是这块清朝康熙年间的万寿碑，然后年代再晚一点的就是大殿前清朝咸丰年间铸造的铁质大钟，而在解放前保安寺因为连年战火最后凋落。1958年，附近的一个村子建队部缺少建筑材料，就组织人来到这里将残存的寺院院墙和坍塌的大殿的砖瓦石块扒下来拉走了，据山脚下的老人们回忆，那个时候这块万寿碑还孤零零地留在原地。后来“文革”时期，团北村的几个村民用大马车将这块石碑拉回到村子里一口大伙儿公用的大井边上做了井台子，石碑在井边上湮没了几十年。2005年释净峰法师重修保安寺，一些年龄大的村民想起了这块石碑，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又将它从村子里运到了山上，伴着它一起回来的还有那口一直放置在团北村村部的咸丰年间的大钟。两个曾经见证历史变迁的老伙伴又重新团圆在保安寺的大殿前，继续无言地述说那过去的故事。
    就万寿碑的一些问题的考证，记者日前和省内一些致力于考古文化的业内人士进行了交流，他们对这块目前在省内已经不多见的万寿碑的出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示在近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对这块石碑进行实地考察。
    封建王朝的一去不复返让万寿碑已经失去了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功能，而年代的久远和岁月的侵蚀也让这块石碑上伤痕显现，但透过石碑上斑驳的文字，我们可以去解读那段历史，也可以在对石碑的仔细揣摩中感悟岁月的更替变迁。万寿碑，为我们了解历史做了最好的见证和记录。(感谢张祥臣提供线索)

来源：葫芦岛晚报 记者：李秋雨